vu 儒家的这些理想，都是建立在内在修养之上的，是以圣德为前提的。
西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有机整体论的哲学，与中国古代哲学（春秋战国时期）有某些相似之处，因此有人说，中西哲学没有区别。但是，只有人才能完全实现天地之性即仁性。
这里所说的人情是指合于天理即生理之情，不是个人的私情。动、植物不仅有生，而且有知，有情，有些动物还有仁、义，只是不能完全实现出来。至于爱人与爱物，当然是有差别的，但不能说，爱物不属于仁。情感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从上面说，是情理即情感理性。这也是一个事实的问题。
我所说的回到原点，就是这个基本的出发点，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历史时代中去，即回到前工业社会去。这正是二元式的哲学观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。【提要】接着讲是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的，又是在自身发展中完成的。
这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理解。接着讲的第二层含义，即接续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，实现其永久价值，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但他认为，现代社会的人同样面对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，同样需要解决人在自然界占有何种地位这样的问题。[12] 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。
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，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。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。
知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，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，就能自觉地知天、事天、同天、乐天。所谓现代哲学，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。这是冯友兰接着讲的最高理想，也是最终成果。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。
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大的变化，现代人的知识不管有多大的进步，同样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。所谓理解，不是单纯的科学认识，而是理解自然界的意义，即自然界对人而言有何意义，人在自然界处于何种地位。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。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的哲学不仅是现代的，而且是后现代的[8]（如果有后现代的话）。
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名、一个概念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，它不是所指，不是对象，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存在及其理。[1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4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63页。
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、被控制、被掠夺的对象。人是有道德意识的社会动物，人是有创造性的，但是，决不可以自外于大全，与自然界相对立，将自然界视为控制、主宰的对象，而是要自同于大全。
他的精神境界说就是现代的形而上学，是从中国哲学中继承下来的。事实上，作为大全的自然界是不可分析、不可言说的。[12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7页。这就要求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，既是现代的，又是民族的，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其连续性，讲出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。这些永久的价值，经过现代洗礼即解释之后，仍然能够保存下来，发挥其重要作用。就其性质而言，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，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。
这种和谐统一是从存在意义上说的，不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，但从境界上说，又是存在和认识的统一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天地境界不仅是中国的，而且是世界的，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普遍价值。
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，但是一般地说，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，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，而且清楚明白了。但是，只有分析之后，才能知其不可分析。
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和新的创造，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，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。其中，他特别强调了自然，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[13]。
冯友兰在积极评价金岳霖的概念游戏之后又说，金岳霖没有把这个论断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，以至于分析概念似乎是一种游戏[4]，就是指此而言的。那么，这两层含义有何关联呢？ 简单地说，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，成为现代哲学，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。于是，接着讲就成为研究冯友兰哲学乃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话题。二、接着讲的两层含义 根据这一情境，我们可以说，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含义，二者不可缺一。
[7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36页。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通天人之际，这是具有永久价值的，因而是超时间的。
[4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0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59页。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区别。
所谓方法上的突破，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即概念游戏之后，又回到中国哲学的本身，言说那不可言说者。但是，他不仅没有抛弃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，而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和吸收现代西方哲学，将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与理性化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也就是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，从民族的特殊性中发掘、揭示其普遍意义，提出了天地境界说。
所谓现代意义，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（不是翻译）所表达的意义。他在晚年又重申了这一主张。有了这种理解，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。这就需要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方法，从事一场推陈出新的工作。
概念游戏是哲学的重要工作，但不是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概念游戏而又超越之，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。当时，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，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作法，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，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。
[1] 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，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，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，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。
因此，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，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，使之形式化。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，但是，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，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。
